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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备御七事》中提出的改革措施，和仁宗皇帝希望改组后的中央内阁能一反往昔、给帝国死气沉沉的朝政带来新气象的心思不谋而合，从某种概念上说，韩琦的这封奏折，是引燃庆历新政的导火索也不为过。
就在仁宗皇帝思考着如何采取措施，让帝国朝政有一个焕然一新的改变时候，大宋出使西夏的谈判使臣邵良佐，和西夏使臣带来了元昊有关宋、夏议和的答复。
尽管大宋帝国仁宗皇帝自认已经对元昊做出了巨大的让步，但出乎仁宗意料的是，桀傲不逊的元昊，不仅再次开出了11项苛刻的议和要求，而且在宋帝国看重的称号礼仪上丝毫不让步，坚持对宋称“男”而不称臣。
此时，在宋帝国内部，仁宗皇帝，包括两府绝大多数大臣，都早已经对这场战争和无休止的谈判厌倦到了极点。当初，仁宗皇帝是在一些大臣反对下，不得已才利用元昊急于求和的心态，在称号上和元昊讨价还价，那时候的宋仁宗就已经不耐烦了，现在价没淡成，元昊却又拉起了硬弓，这怎能不让仁宗皇帝窝心？
宋仁宗，已经在心里决定接受元昊议和条件了，换句话说，就是要无条件接受，丫的看元昊这架势，如果宋国再坚持下去，搞不好就会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然而，真要走这一步，宋仁宗心里却又有所不甘，可是现在，两府大臣中除了韩琦、范仲淹对议和持有异议外，大多数人也准备默认此事了，仁宗皇帝思来想去，最终还是倾向于接受，丫的老子实在没耐心在这事儿上跟你小子耗下去了，你不就是不愿为臣只愿当儿子吗？那就当吧，反正老子比你高一辈儿就行。
于是，朝廷一改前态，对西夏使臣又是极尽优待，又是派专人陪同。
两府大臣对此没有太多异议，但朝廷这种懦弱、忍气吞声的妥协态度，却遭到了欧阳修、蔡襄、余靖等一班台谏官愤青的强烈反对。丫的小小西夏元昊，都骑到大宋帝国头上拉屎撒尿了，朝廷居然还这样奴颜婢膝？太无耻了啊，朝廷还要脸不要？！
早在西夏使臣第二次进京议和时，欧阳修就曾上书仁宗说：西夏使臣来到我国，趾高气扬，满脸不逊，我们必须坚决打掉丫的嚣张气焰，如果我国在礼数上对丫的太优待了，他还以为我国这是怕了他们，觉得我国好欺负，那双方在交涉的时候还怎么让他屈服？伏乞在接待夏使的时候，接待规格一律降低，更不能刻意给他们以优待。
可是现在，朝廷不仅没有慢待夏使，反而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其极尽优厚之能，这叫什么事儿？！丫的太让人窝火了。于是，欧阳修再次愤然上书仁宗：听说朝廷准备派殿中丞任颛，这几天到馆驿专职陪伴夏国使臣，臣认为这不是简单小事，而是关系甚大。自古以来，凡小国和大国发生战争，小国派使臣来大国，必然会窥探大国文武大臣对战争的态度，观察大国国力强弱，如果见朝廷威怒未息，便会感到他这次来是吉、凶难测，要么担心被朝廷给杀头；要么害怕被朝廷给扣留，若是能够平安离开，则认为是不幸中的万幸，这样，我国没有示弱，才能在谈判中持强硬态度，占据主动。如果现在对夏使优礼有加，我国首先示弱了，那夏使就会知道我国可欺，在谈判的时候便会坚持他们的立场，双方更难达成议和条件。如果朝廷实在想和西夏达成和平协定，在这个问题上就更应当慎重、再慎重，何况，和平协定能不能签定还在两可，可惜空损事体。上次元昊派来的人很少，朝廷只派了一普通官员负责接待，这次他们来的人稍多了一点，结果朝廷就派出朝官来接待，那如果往后他们派更多的人前来，陛下就得派近侍之人接待了，这样只能是对方越来越强，我国越来越弱，况且，听说我国派去西夏的使臣邵良佐，在他们那边仅仅是没有受到屈辱对待而已。今天西夏使臣来到我国，乞请不要派人陪同，先把他们送到馆驿晾着，不用急着理他们，至于接待、监视他们的这些事儿，交给一个普通小官负责足够了。
欧阳修顾念大宋帝国尊严，愤于西夏的傲慢，极力主张在对待西夏使臣时表现出帝国威严，从而在气势上压倒敌人，掌握谈判主动权。
但是，欧阳修把什么都想到了，却单单忽略了这场宋、夏战争，本来就是仁宗皇帝先下了软蛋。君弱臣强，欧阳修的建议，当然不会被一心想和的宋仁宗接受。
对于宋仁宗急于求和的心态，及朝廷上下弥漫的一派和声，韩琦、范仲淹做为主管军事的枢密副使，实际上陷于一个两难的境地：既要从军事上考虑帝国长远利益；又要考虑天子一心想和的意思。因此，当宋仁宗把韩琦、范仲淹召到崇政殿商讨大事时，韩、范二人向仁宗皇帝祥细剖析了帝国所面临的形势，提出了和、守、攻相辅相成的三策：
前日元昊反叛朝廷，我军屡战失利，北方契丹又陈兵十数万于边界，声称与元昊是甥舅之邦，中国不应出兵讨伐西夏。而我大宋珍念百姓，不愿看到生灵涂炭，因此赠加赐给契丹的岁币，以延续过去的盟约。今日元昊虽然暂时乞和通款，但日后一旦缓过气，到物力充足的时候，谁能保证他是否再起长驱直入、并吞关辅之心？前次定川一战，元昊到处张贴‘朕今亲临渭水、直据长安’的伪诏，威胁利诱边地百姓，次定关中，而在元昊身边的汉人，又多是反叛中国的人，在荒凉的大漠，必然会以历史上刘元海、符坚、元魏的故事日夜怂恿元昊，劝他侵取汉地，然后用汉人做伪官。如此，则这些汉人功名富贵、衣食嗜好、犬马声色，一切都随心如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并不单单只是元昊志在侵汉，实为汉之叛人在日夜为元昊出谋画策。
再者，朝廷如果接受元昊的议和，则北方契丹便会借此倨其调和之功，小看中国，如果拒绝议和，则元昊今秋必然又会再次大举出兵。到那时，契丹如果派使者责问我为何拒绝元昊，或者陈兵塞外，对我进行威胁，我国势必要从陕西选将调兵，移防河北。战争还没有打而我西陲已虚，元昊乘虚而来，必然会志在关辅，此西夏、契丹联合对宋之势，我们该如何防御？
臣等再三考虑，和与不和对我都有大患。因此，为今之计，不如择帅练兵，时刻考虑军事上应对之策；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务，这样，西夏如果知我有谋有备，不敢轻举妄动，可保盟约稳固，如西夏不知我已有准备，轻负盟约，我则可以乘彼之骄，要么对其实施围困，要么对其给予打击，元昊未必能成帝国之患。
臣等之所以如此主张，有几种考虑：其一，臣等观元昊蓄谋为祸中国已有年余，元昊外倚西贼，屡次获胜却请议和，其真实目的是想获得暂时喘息之机。议和对元昊来说，他得到的利益要比失去的多，得到的是实惠，失去的只是一个虚名。然而他竟然还提出许多无理要求，这背后有什么企图，暂时不得而知。可是国家以生灵为念，不得不接受，比如唐高祖、唐太宗皇帝，如此雄材大略，犹有向突厥妥协让步的时候，突厥始毕死后为其举哀废朝，遣百官到使馆向突厥使臣致吊，何其示屈于突厥也。还有太宗只带了六名亲随，到渭河上和颉利见面，亲申盟约而退，左右大臣劝太宗皇帝乘机击之，太宗说，我就是将他打败了，他接受了教训，回去后大修德政，那于唐为患必深。于是对颉利迁就周旋，示以懦弱，终于使颉利产生骄怠，太宗派李靖突袭，一举将颉利擒获，威震四极，这是盛世之主的谋略，陛下应当象唐高祖、太宗那样，隆礼淳信，以盟好为权宜，选将练兵，以攻守为实务。彼不背盟，我则对其安抚招纳不变，彼将负我之德，我则攻守有宜，这是议和的最佳方案。
其二，元昊尚未叛乱时，每年得到朝廷的恩赐可谓不少，但仍时不时对我边境进行骚扰，现在屡次大举兴兵，从没受到大的失败，而突然向朝廷议和，这其实是元昊的阴谋诡计，不是真正向我屈服。今天如果以权宜之计，暂时接受元昊议和，我们就应当更加严密守备。然而陕西如果减少兵员，则守备力量必然不足，如果不减，国家财力又已不堪重负。臣等认为，沿边各城寨必须时加修葺，使敌人无机可乘，而长久守御的最好办法，莫过于招募土兵。土兵既熟悉地形，又大多经过战争段练，相比于中央禁军，土兵战斗力高出几乎一倍。但沿边和次边一带，土兵人数不多，让他们分兵驻守，兵力不足。应当在近边各要地城寨广招土兵，若有家在沿边的士兵愿改隶边寨者，应当把他们的家属也迁过去，团集一处。
前些时，庆州曾建大顺城，想设振武、保捷两指挥，从永兴、华州、耀州的土兵中招收愿去大顺城守寨者，应募的土兵很多，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关内各州的土兵多在边地，刚刚代归，不久又出发远戍，不仅冒星霜之苦，又极伤骨肉之恩。征夫不能保护家园，嫠妇很多人犯法（指有男女奸情），人情久则怨起。如果能并迁家属于沿边驻营，又免去征戍之苦，父母妻子自然愿意驻在边塞。这样，敌军长驱而来，我则出奇兵攻击敌人后方，敌军若要全师而退，我则合诸城之力伺机歼敌。敌军进无利，退有祸，经过两三次反复，敌军必自行败亡。这是防守的最佳方案。
其三；元昊的真正老巢在河外，河外之兵既懦弱，又很少经过实际战斗，只有横山一带，东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余里内的蕃部人马属于精劲，富有战斗经验，其地又和我国相接，每次元昊大举入寇，这些蕃兵必为前锋。
西夏以山界蕃部为强兵，汉家以山界熟户及弓箭手为善战，以此来看，是各以边人为强。所以秦、汉之时，驱逐西戎必先得山界之地，西戎远遁，然后以河为限，不能深入。此次元昊若归抚，请以和策安抚，用守策以待。元昊如反复，则有可攻之策。
现陕西四路之兵近三十万，不能算少，然而因为分散防守城寨，故每路能出战之兵大约不过2万多人，而这些兵又坐食刍粮，不敢轻动，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知道敌人要进攻哪一路，因此其警戒总是如临大敌。但西夏则不然，种落散居，衣食自给，集结攻击一路，兵力动辄号称十余万。以我分散防守之兵抗拒西夏专一进攻之势，众寡不敌，往往失败。
且兵者，主客之道，自古讲究以逸待劳。但现在本末倒置，彼为客，当劳而反逸，我为主，当逸而反劳。如果我们同样用这种办法，使敌人劳而我逸，则取胜将是必然的事情。臣等请于鄜延、环庆、泾原路各选将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2万，骑兵3000，组成三支军队，让他们熟悉新定阵法，待训练有素、战力精勇之后，寻找敌人簿弱环节，使三军轮番袭扰横山一带，对投降我军的，让他们送人质，我给予厚赏，各令安守疆土。抗拒我军的，合兵急击，彻底歼灭其族。假如我鄜延一军先出，敌军必然会大举来应战，我则退守边寨，或据险要，不和敌军接战，不出半月，敌军必然困弊，势将溃归，而此时我再出环庆之军，敌军势必再次点兵来拒，而又有泾原之师乘间而入，让敌人疲于奔命，敌人部落之间便会在这种疲于奔命中产生携怨，我军兵势自会大振，宥、绥二州的金汤、白豹、折姜等寨，便可乘机修复加固，以为屏障。此处山界蕃部和元昊相距甚远，无法及时获得元昊救援，我又以坚固的城寨为营，以精兵压境。山界蕃部既不想失去现有土地，而又迫于我军威，必然会归附以求自安，二、三年间，山界可以尽取。这亦是春秋战国时，吴国三师破楚之策。元昊一旦失去横山之势，不啻是砍断了他的右臂，况且这些地方昔日本就是汉、唐故土，并非我国今日以武力夺占，这便是攻策的最佳方案。
韩、范崇政殿和仁宗皇帝这个分析不可谓不祥尽，其方略不可谓不缜密。韩、范没有反对议和，而是主张借议和最终达到战胜西夏、收复国土的目的。如果仁宗皇帝能够听从韩琦、范仲淹这个意见，那这场宋、夏战争的结局，将不会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
然而，宋仁宗就是宋仁宗。
此时的宋仁宗，只想学乃父真宗皇帝花钱买《澶渊之盟》，却没有乃父御驾亲征、御敌国门之外的勇气。尽管当年真宗是在一代名臣寇准坚持下不得已而出征，但历史又何其相似：
真宗有寇准。
仁宗有韩、范。
但韩、范之精诚可与寇准并论。
而仁宗的勇气，却无法和真宗共提。
难怪清朝扬希闵在著《韩忠献公年谱》时，一钱见血、不无惋惜地感叹：宋之积弱，一失于真宗澶渊之盟，不用寇莱公之策，再失于仁宗西事，不从韩、范之谋。
但历史已经留下了这个遗憾。正所谓后人诗云：“空言韩、范威名大，五路何曾制曩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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