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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夏竦这场风波之后，庆历三年四月，仁宗皇帝对中央内阁进行第二次改组：以枢密副使、吏部侍郎杜衍充枢密使；调陕西前线韩琦、范仲淹回京，出任枢密副使。同时调范仲淹连襟、知永兴军郑戬为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兼经略安抚招讨使，代替韩琦、范仲淹主持西北军务。
在陕西的韩、范接到仁宗诏命。但此时，宋、夏议和一事并没有具体结果，韩琦、范仲淹并不想离开苦心经营几年、只待时机成熟，便可大举出兵覆灭元昊的前线，因而，韩、范二人五次上表请求留在西北，仁宗皇帝最后不得不为此下诏催促：已诏郑戬前往为代，诏命不可更改，速返京城就职。
韩、范二人不得已，只能怀着遗憾的心情，离开呕心沥血三年之久的西北前线，返回京城开封。
与此同时，仁宗皇帝对政府官员又再次进行调整：加馆阁校堪蔡襄为秘书丞、知谏院；以王尧臣为户部郎中、权三司使。
仁宗皇帝这一系列人事变动之后，使吕夷简之后的帝国中央内阁，其人员组成一下子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这也预示着大宋王朝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始。
似乎，中国历史上所有性情豪放不羁、乐善疾恶、忧国忧民之士，总是在面对国家政治清明、其精神极度愉悦时，弄出些幼稚、好大喜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事来。这些人不谙世故，只以君子的清高、不附权贵、嫉恶如仇作为人生处世的准绳，随口指摘天下时事，好恶分明。
北宋王朝国子监直讲石介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石介与韩琦早有交往，和范仲淹、欧阳修等亦是声气相投。
石介对帝国朝政的暮气沉沉早就不满，此时，老宰相吕夷简免职，奸佞如夏竦者刚召又罢，仁宗皇帝致力革新，章得象、晏殊、贾昌朝、韩琦、范仲淹、富弼等同时执政。而王拱辰、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等不畏权贵、正直敢言之士并为谏官，帝国朝堂上一下子显得生机勃勃、焕然一新，这实在让石介欣喜若狂。于是这位老兄兴奋之下作了一首《庆历圣德诗》，对中央内阁这些要员们一一称颂，诗中有“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等句。所谓大奸，指的就是夏竦。
石介毫无顾忌把夏竦划为“大奸”，这无疑是在已经被迫离京、本就悲愤之极的夏竦心中又插了一刀，凭空让夏竦更添对新政府官员们的仇恨。石介如此口无遮拦，就连梗直如范仲淹，在听到石介的《庆历圣德诗》后，也不无忧虑地对韩琦说：这个鬼怪之辈，早晚会坏了事的！
石介轻轻松松为庆历新政大员们拉来了仇恨，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范仲淹不幸而言中。
宋仁宗庆历三年五月，帝国新一届内阁重组暂时就绪。急于刷新朝政的新任谏官欧阳修，急不可待地上书仁宗，提出让天子打破旧有惯例，尽快征询大臣治国方案。
欧阳修在奏折中说：韩琦、范仲淹到阙以来，只是逐日与两府随例上殿，呈奏寻常公事。陛下也没有特赐召对，从容访问，使尽陈西边事宜如何处置。至如两府大臣，每有边防急事，或令非时召见聚议，或各令自述所见，只召一、两人商量，此乃祖宗之朝并许如此，不必拘守常例也。
紧接着，欧阳修、余靖又就沂州王伦叛乱一事各自献策。
几乎是在同时，御史中丞王拱辰，也向仁宗皇帝提出朔望之日，皇帝退朝后召执政大臣便殿赐坐，讨论时政得失的建议。
王拱辰提出了这个建议，但帝国的皇宗皇帝似乎比他更着急，仁宗对王拱辰说：执政之臣，不管早晚都是和朕商讨国家政事的人，何必非要固定在朔望那一天？于是下诏：自今中书、枢密院臣僚，除常程奏事外，如别有所陈，或朕非时留对者，不限时刻。
宋仁宗摆出了一幅夙肝宵胆、治理国家的架势。
做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韩琦自满怀遗憾离开金弋铁马、大漠弓刀的西北前线起，就一直思考着国家未来的朝政改革。在韩琦50年仕途生涯中，以35岁的年龄进入二府，他所思考的事情、背负的责任之沉重，与他的年龄实在有着很大的差距。
或许，这就是一代名臣所特有的才华？
宋仁宗庆历三年七月，经过几个月的深思熟虑之后，韩琦郑重向仁宗皇帝上了一封奏折，详细阐述了自己对国家未来朝政的方向、忧虑，及应当尽快采取的措施：
臣闻汉文帝继承汉高帝、汉惠帝大业之后，躬行节俭，国泰民富，刑措不用，但即使当时这样的太平盛世，贾谊上书论朝政时，还认为可‘恸哭’、‘叹息’，这并不是贾谊言过其实，而是因为他忧深思远，以图长久之计，想让大汉之业垂千万世而无穷者也。今陛下绍三圣之休烈，仁德远被，天下大定，民乐其生者八十余载矣，而臣窃睹时事，谓可昼夜泣血者，非直‘恸哭’、‘太息’者，何哉？
盖以西北二寇，祸衅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危、宗社之未安也。臣今不暇广有援引，请粗陈其大概：
窃以契丹宅大漠、跨辽东、据全燕数十郡之雄，向东已征服高丽，向西迫元昊称臣，自五代迄今垂百余年，国力日益昌炽。至于契丹国内所用典章文物、饮食服玩之盛，尽习汉风，故其气愈骄，自以为昔时元、魏之不若也。近者复幸朝廷西方用兵，违约遣使，求割关南之地，以启争端。朝廷爱念生民，为之隐忍，岁益金帛之数，且固前盟，而尚邀‘献’、‘纳’之名，以自尊大，其轻视中国，情可见矣。又元昊父祖以来，蓄养奸谋、招纳亡命，虽外示臣节，而内恃兵力，至元昊则好乱呈志，西并甘、凉诸蕃，以拓境土，自度种落强盛，故僭号背恩，北连契丹，欲成鼎峙之势，非如继迁昔年跳梁于银、夏之间耳。且元昊累岁盗边，官军屡败，今乘定川全胜之气，而遣人纳和，则知其计愈深，而其事可虞也。或许有人会说：上次我国已经通过契丹，向元昊施加压力，让元昊停止扰边，这事肯定能成，岂不思契丹既然能使元昊罢兵，难道不能使元昊举兵吗？况且，元昊送来的国书，言词侮谩，根本没有低头认错的意思，这证明契丹向元昊施加压力，根本就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恐怕反而会想着双方联合，夹困中原。
朝廷若轸西民之劳，暂求修养元昊，并且赐给他金帛岁币，同意他不向宋称臣，臣恐怕契丹那边知道后，则会认为朝廷已无力制衡元昊，于是又遣使遗书，过邀尊大之称。或求朝廷不可从之事，堕其誓约，然后驱强悍之众，直趋大河，复使元昊举兵深寇关辅，到那时候，不知朝廷将以何术而御之哉？……臣是以夙夕思之，朝廷若不大新纪律，则必不能革时弊而弭大患，臣辄画当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条例以献：
一曰清政本；枢密院是国家最高军事机关，但现在每天的工作都是些细枝末节，杂务缠身，虽然臣不知道中书那边是什么情况，但想来也和枢密院这边儿差不多。应明确诏令中书和枢密院，两府日常必须做的工作要立为法律，可以用书面报告的，就不要再当面向陛下秉奏，其他一些细枝末节工作，全部归有司负责，这样领导就可以腾出更多精力商讨问题，向陛下汇报的时候只讨论中心大事。
二曰念边事；现在内阁人员依照以往办公时间，刚到中午就退朝，就算有人想迟走一会儿，又担心这样做会引起大家的猜疑，退朝吃过饭，都急急忙忙离去，哪里有时间讨论边疆事务？应当到未时正出廷，这个时间专门用来讨论研究边防事务。
三曰擢材贤；自承平以来，用人都是按部就班、依照叙迁的方法，很多人才都因此而失去了，就象现在这样，中书、枢密院想寻找一位武将代替郭承祐，但开会研讨了一整天，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应当仿照先朝圣上用过的办法，文、武官员可以破格使用，并在工作中检验他们的才能。
四曰备河北；自北寇通好三十余年，我国北方一带原有防御辽国的武备都已荒废，及至辽国发来轻谩我国的书信，大家惊慌之下，谁都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朝廷应当选派两名转运使，秘密制定相应计划，让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边防战备工作，这样我国在军事上对辽国，就能够严阵以待。
五曰固河东；前岁昊贼陷丰州，掠河外熟户殆尽，麟、府势孤绝，宜责命本道将帅，依据险要地势修建城堡、省转饷，为持久安边之计。
六曰收民心；祖宗设置内藏库，本就是为了防备国家发生水旱兵革的时候急用，而不是为了给皇家积蓄财富，满足私欲，自用兵以来，财用匮竭，应当从内藏库调出一部分资财，补充边防费用，这样可以缓解老百姓一部分负担，民心就会安定。
七曰营洛邑；京城开封，在军事上无险可守，如果为防万一而大肆兴建防御工事，则劳民伤财，那就不如经营一下洛阳，陛下可以时不时去那里散散心，每年国家再把节余的粮食财帛充实洛邑，不用多长时间，这座陪都就可以极具规模。
如果说，做为帝国主管军事的枢密副使，韩琦的备御七事，是从纯军事角度指出了帝国长期以来存在的隐患，以一个杰出军事家的目光，分析了帝国面临西夏、契丹两大敌对势力威胁，指出靠一纸誓书不能换来国家安全，从而向仁宗皇帝提出了一份帝国长久安危战略的话，那么，继备御七事之后，韩琦又上陈的“选将帅、明按察、丰败利、抑侥幸、进有能之吏、退不才之官、去冗食之人、慎入官之格的救弊八条，则表现出了一位杰出政治家的成熟与高瞻远嘱。而且，韩琦就连一旦实施改革将会面临的巨大压力都考虑到了：然数事之举，谤必随之，愿委信辅臣，听其措置，虽有怨谤，断在不疑，则纪纲渐振而太平可期，二贼岂足为国家之患哉！
然而，韩琦对仁宗皇帝中兴朝政的决心还是估计的过高了，尽管韩琦给仁宗皇帝打了预防针，明确指出此举一旦实施，必将会受到有些人的诽谤，皇帝万不能因此而有所疑虑。但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最终还是在既得利益者怨谤声中，在仁宗皇帝的疑虑之中半途而废，功亏一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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