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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来钟情独处，可那绝非我性情孤僻所致，而是特别喜欢独自呆在家中那个被我自己戏称为“miniclan”的斗室，静静地，静静地，一本又一本地翻阅自己的航海随笔，一枚又一枚地欣赏自己所积攒的世界各国钱币，一次又一次地把玩那些带有异国风情的木刻、贝壳，一页又一页地回眸我航海人生的影集，尤其是在那夜阑人静的时刻，我可以放飞遐想，推开窗口，凭栏远眺，去遥望那清澈安谧，广袤深邃的天籁，再扭转身来，轻抚缓缓旋转的袖珍地球仪，去感受，去聆听那印度洋的涛声，去思念至今仍然搏击在海天之间的战友。
然而，在这间连我爱人、儿子都“闲人莫入”的小小斗室，最最珍贵，最最让我难以释怀的，却是蕴藏我毕生对大海的情愫，积淀我毕生对远洋的流连，记叙我的家庭，我们夫妻间的沧桑情感之路，曾让我无数次牵肠挂肚，曾使我妻子柔肠寸断的一百二十八封书信，一百二十八封纸张已经泛黄，被我细心的妻子装订成册并冠名为彼岸飞鸿的两地书。
书信，自古就有“鸿稀鳞绝”比喻书信断绝，鸿信（书信），鸿便（信使）之说，我感激我妻子将之喻为彼岸飞鸿的才气。可书信对人类的发展，书信在二战中曾经改写过历史，有关书信所记载的古往今来多少“儿行千里母担忧”、“自古征战几人回”以及那些无数哀婉缠绵、荡气回肠的故事，却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珍惜它的。
我想，中国远洋近八万名船员和近八万名海嫂们是最有权利，最有资格来评价彼岸飞鸿对维系夫妻情感，家庭关系之深刻内涵与重要意义的。可能今天年轻的船员朋友已经习惯了新时代e。mail和mobilphone的现代通信方式，已经不再需要用信笺、钢笔来完成大洋与陆地的鸿雁联系了；可能如今年轻的朋友已经感受不到当年经过长途跋涉方才抵达非洲港口，那焦虑地期盼代理有否捎上来“信”的狂热场景，就连不会讲中文的代理一见到船舶靠岸，也会老远就耸耸肩膀摇摇头：“对不起，船长，没有信！”船员们都快疯了——为什么公司不把信转到船上来？可是，谁知道，一封从内地农村邮寄至非洲的家书，需要首先抵达公司信件收发室，然后根据船舶动态，统一集中邮寄至法国巴黎，然后再经巴黎中转非洲尼日尼亚，最后分转非洲港口，倘若碰到船舶挂靠圣多美、普林西比的大西洋岛国港口，要想及时收到一封信那真是千难万难了，所以，不少的船员都有过公休离船将展转积压半年多的信一起带回家的经历。
所以我说，每一个海员，每一个浪迹天涯的职业海员，都有一本可以装订成册的彼岸飞鸿，我们那些心地善良的每一位海嫂，都有一段写在心上，远远要超越彼岸飞鸿本身价值意义之外的有关个人、夫妻、家庭的情感故事。
在我的彼岸飞鸿中，有这样两封让我刻骨铭心的书信。
第一封，是我的出生于1918年的母亲写给我唯一的一封短信，那是一位母亲牵挂儿子的绝笔——
小鹏吾儿：
见字如晤。不觉吾儿离家已经三个月零六天，恕勿知吾儿此刻身在何处，为娘甚为挂牵。娘勿知海是什么样子，却知儿的公司每月邮寄至家的四十五元工资，这是让我们整村子乡亲都羡慕的一大笔钱啊！从这么高的工资中，为娘晓得儿的工作是很辛苦、很辛苦的，希望吾儿在外多注意冷暖，珍重。
打儿走后，娘的喉咙总是疼痛，有时连粥也喝不下，这些天越发加重，过几天，你哥哥说让我到区上的肿瘤医院瞧瞧，要是儿在，为娘一定听儿的，儿在娘的心中是最有主见的。好吧，儿子，娘盼望你早日回来。
母字
1976年10月16日
这封信几经辗转，是在三个月后，连同母亲病故的电报由公司船员调配在我船抵天津塘沽时当面交给我的，拆开信，打开电报，我的心已碎，因为，在我所工作的“兰亭”轮由伦敦返航，快到新加坡的时候，政委将我喊到他的房间：苏鹏，我以党支部和个人的名义，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你的母亲于一月五日病故，这是公司转发船舶的电报，望你节哀顺变，抵达塘沽后，你不要交接班，直接去公司，马上休假，料理母亲后事。
待我风尘仆仆赶到家中的时候，母亲已经安葬，我跪倒在母亲的坟前，声泪俱下，我将从荷兰鹿特丹捎回来的一桶玉米油放在母亲的灵前：妈妈，孩儿不孝，您的孩儿回来晚了多年后，我在母亲的墓铭志上写道：一位一九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把毕生献给党的事业，把儿子献给中国远洋的母亲，千古！
第二封，是一九七九年九月六日，我爱人给我的来信——
鹏：
惜别码头，难分难舍，你将我的心捎走，你把我的魂魄带走，没有你的日子，这个家还像个家吗？告诉你，你走后的第三天，妈妈打来电报让我回上海，爸爸病了，爸爸对我的恩情你是知道的，在我下乡插队的时候，无论家庭有多困难，他总要抽五元钱来接济我。当我抱着我们的儿子回到上海后，没曾想到，爸爸已是晚期肺癌，医生说日子不多了，因为全家都在忙着照料守护爸爸，可儿子却也病了，昨晚送进枫林桥儿童医院，医生说是病毒性心肌炎，头上、小手，还有脚上插满了吊针，很危险。苏鹏，我怎么办呀，你快点回来吧！
妻
1979年9月6日
这封信几经苏伊士运河，再辗转西德汉堡，等到了我手上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半月后，同样，随后的三份加急电报均转到了我所工作的“新昌”轮上，我当时是一名三副，船在大洋彼岸能回来吗？不能！所有七十年代的船员都知道，当年的远洋还没有船员家属、子女、或者爱人病危可以飞回的先例记录。
等我当年休假到家的时候，为公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的岳父，在他退休后的一个月内不幸溘世，儿子侥幸地逃过一劫，可身上却弥漫散发着浓烈的药水味，妻一次又一次地摇动我的双肩：苏鹏，我们不干远洋了，好吗？这日子我受不了，日后，我要有个三长两短，你不也是这个样子不能回来吗？“你不会的！”我却是找不到最合适的语言来宽慰百感交集的妻。
岁月蹉跎，斗转星移。我肩上的一道杠杠虽然已经替换成为四道杠杠，儿子也已经长成为小伙子，但海风已经将我的青丝染白，妻子因为我一直没有兑现“不干”而深藏心中的永恒牵挂，也已憔悴不堪。每每妻子伫立岸边期盼我的归来，妻总是忘情地诉说彼此分离的幽怨，诉说她与儿子是如何等候我早日归来的甘苦，诉说她永恒的台词：鹏，你怎不往家多写信？我说，我的信不是写得不少吗，老婆！妻捏着我信封背面标着号码的来信凄凉地说：“鹏，你知道吗，你这个航次可怜的三封来信，我可是背得滚瓜烂熟了，它藏在我的枕头底下，伴随着我度过多少不眠之夜。”
谁说不是啊，哪一个海嫂不是这样捧着万里迢迢的彼岸飞鸿来打发寂寞、无助甚至遭遇嘲讽的光阴的呢？可我们的海员朋友又何尝不是将大洋彼岸的亲人的来信当成“晕船宁、”安眠药”呢？
彼岸飞鸿啊，我们海员朋友心中的彼岸飞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