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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四年十月，心灰意冷的原知谏院、现直史馆、同修起居注蔡襄，以家中父母年迈为由，上书请求离京，到家乡附近郡县任职，并以右正言出知福州，新政又一员中坚离开京城。
同月，受夏竦废立诏书困扰，谗谤益多，加上范仲淹、富弼等一班正直之士相继离去，直集贤院、兼国子监直讲石介意不自安，也上书求去，出知濮州。
大宋帝国政坛一时间乱云飞渡，犹如庆历四年这个冬季一样，让人感到彻骨的阴寒、冰冷。
几乎所有极具心术的政治家都懂得，打垮对手、永除后患的惟一办法就是铲草除根。
帝国现任枢密使贾昌朝；御史中丞王拱辰对这个道理就领会的颇深。从当初大嘴欧阳修攻击两制所用多非人开始，御史台跟新政大员们就已经是水火不容。现在，范仲淹、富弼不在京城，欧阳修、蔡襄一班刺儿头也已失宠，朝中只剩上一个支持新政的杜衍，和一个不大参与新政具体事务的枢密副使韩琦，这实在是彻底击败政治对手的绝佳时机。惟一缺少的是寻找一个机会，搬倒首相杜衍，杜衍一倒，剩一个韩琦独木难支，不足为惧。
这个机会很快来了，那就是狂热支持新政、时任集贤校理、监都进奏院苏舜钦监守自盗案。
苏舜钦是杜衍的女婿，颇有才气，写得一手好文章。或许正是有这个资本，养成了他年轻气盛、放浪形骸、不拘小节的秉性。
苏舜钦是新政的坚定支持者，且时常发表一些讥刺权贵的言论。苏舜钦和蔡襄、孙甫等人过从甚密，范仲淹、富弼推行吏制改革，颇引用了一批当时小有名气的下级官吏，苏舜钦便是其中之一。仁宗庆历四年十一月初，进奏院要举行一年一度的赛神会，苏舜钦按照以往的惯例，用卖掉废弃公文纸的钱，召集了一批声气相投的同僚欢宴聚会，又请来了几个乐妓助兴。
当此特定的节庆日，一班不拘小节的文人雅士，聚会招妓乐相陪，虽然是有碍了清议，但也算不得什么出格之事。
然而，苏舜钦却没有想到，就是这件无伤大雅的小事，让那些对新政虎视眈眈的人鸡蛋里面挑骨头，找到了打击政敌的借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问题，就出在苏舜钦用来待宾客、请乐妓的钱上。
虽然进奏院以往举办赛神会的花销都是这般得来，但苏舜钦是杜衍的女婿，身份敏感，磨刀霍霍的御史中丞王拱辰自然要抓住这个机会，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于是指使手下鱼周询、刘元谕，上书弹劾苏舜钦等盗用公款、大宴宾客、且狎妓**。
王拱辰，这位天圣八年的科举状员，在北宋历史上也算是一代名人，但毕竟其名号不是太过响亮，但要提起王拱辰孙女生下的另一位名人，那则一定是如雷贯耳——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李清照是王拱辰的外甥女。
御史们的弹劾无疑是言过其实，危言耸听了。
但也正是因为危言耸听，才让软耳朵的宋仁宗勃然大怒：一班朝廷官吏，盗用公款，大宴宾客，还敢公然狎妓**，这还了得？立命将此案下开封府劾治，并连夜派出大批内侍宦官，四处抓捕当天参与饮宴的人。
京城寒冷的深夜，马蹄声碎，一片肃杀。
这次御史台和朝中保守势力对新政支持者实施的打击，不啻是一场白色恐怖。但似乎王拱辰们也明白，仅靠苏舜钦盗用公款这件事，恐怕不足以给新政残存力量以彻底的毁灭，于是，御史中丞王拱辰按照枢密副使贾昌朝授意，抓住范仲淹推荐的集贤校理王益柔在宴会上所作《傲歌》大兴文字狱，说王的《傲歌》中有“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两句话，弹劾王益柔狂妄犯上，是对先贤的大不敬，其罪当诛。
而其余朝中大臣如张方平、宋祁等，也一力支持王拱辰的弹劾，一时间大宋朝堂西风萧瑟，乌云密布。
形势对改革派们大不利，双方力量对比更是悬殊：
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帝国中央内阁大员中，自新政实施以来便始终保持沉默的首相章得象仍然是一言不发。
首相杜衍受女婿牵连，必须避嫌。
范仲淹、富弼不在京城。
枢密使贾昌朝，本就是王拱辰的幕后指使。
能为这场新政支持者说上话的，只剩下一个枢密副使韩琦。
在反对新政的朝廷官员中，似乎很少有人把韩琦做为攻击的目标，这其中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韩琦从不因为自己的好恶去跟别人争执。史书说韩琦“天资朴忠，折节下士，以诚待人，无论贵贱礼之如一，其喜怒不形于色，厚重比周勃，政事比姚崇”。
事实也的确实是这样，在待人处事的准则上，韩琦“惟务容小人，善恶黑白不大分，故小人忌之亦少”。意思是韩琦在和人交往的时候，不象范、欧、富等人那样分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但韩琦的原则却是必须分邪与正、公与私，至于黑白善恶，各人所见，心中有数就可以了。
史书对韩琦的这个评价应当是极为中肯的，而韩琦自己的座右铭更是“欲成大节，不免小忍。”但是，尽管韩琦有着“克己”的处事原则，但韩琦却绝对拥有着“君子”的高风亮节，这也是韩琦和范、富、欧等人相知相沫的根本原因，同时也就注定了韩琦和范、富、欧们必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
现在，面对王拱辰等对苏舜钦、王益柔等人的构陷，朴质忠正的韩琦不能不站出来，对仁宗皇帝有所提醒了。就在京城这场大搜捕之后，韩琦在朝见仁宗皇帝时委婉上言：“前日听说内侍拿着公文，连夜在京城搜捕一班馆职人员，以致众听纷劾，苏舜钦不过酒醉之过，只让有司劾治也就是了，何至于严重到这个地步？至于王益柔，也只是少年狂语，哪里用的着深加追究？天下的大事太多了，陛下身边近臣理应与国家休戚与共，放着这么多大事不说，却去追究一个王益柔，这其实是另有深意，不只是为了一首《傲歌》而已。
韩琦的提醒，可算是一针见血，又极为中肯。
但此时的仁宗皇帝已经不是先前的仁宗皇帝了，从某种角度上说，今天能借此机会消除这些有“朋党”之嫌的人，也正是宋仁宗求之不得的事情，宋仁宗又岂会因为韩琦的提醒，放过这个天赐的良机？
但宋仁宗也知道，如果因此诛杀王益柔，也确实太过，何况先太祖有着不杀士大夫的祖训，因此，宋仁宗选择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同时又达到消除“朋党”势力目的的办法：
监进奏院苏舜钦、监进奏院刘异，给予除名勒停处分。
王益柔等10多名支持新政，参与宴会者贬出京城。
新政的党羽们，至此终于是星云际散了。
而王拱辰者们则对这个结果甚为满意，不无喜悦地额首相庆：“吾一举网尽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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