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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庆历四年四月七日，这一天，对大宋王朝新政大员们来说绝对是个不祥的日子。
就在这一天，被“朋党”流言搅的心烦意乱的宋仁宗，召集两府大臣，于众目睽睽之下质问辅臣：“自古都是小人结朋党，难道君子也会结党吗？”
几乎任何人都能听出来，天子这话是有感而发，意有所指。
沉默良久，范仲淹回答说：“臣昔日在边疆的时候，发现作战勇敢的人自为一党，怯懦的人自为一党，那么在朝中，邪、正之党也是如此，关键在于陛下心中是怎样想，如果结为朋党而所做的都是好事，那对国家又有什么坏处呢？”
范仲淹的回答，无疑是承认朝中有朋党的存在。
但范仲淹为朋党辩护的理由，在仁宗皇帝听来却是那么的苍白：自古以来，凡是结党的人，从来都不会承认自己是小人，他们打出的旗号也都是为江山社稷之福，但历朝历代被党争包围的皇帝，哪一个最终不是大权旁落，于史册上留下千古笑柄？
宋仁宗不要做这样的皇帝，绝对不要。
很难说，此时的仁宗皇帝在心里没有权衡过再一次惩戒“朋党”的利害得失。
范仲淹所承认的“朋党”，难道真的如他所说的那样，所作所为都是好事吗？新政实施可是正当紧要的关头，要是再掀起惩戒“朋党”的事，那新政几个月的努力势必功亏一篑。再一点，范仲淹公开承认“朋党”，但似乎不象流言所传的那样有多严重，是不是自己对这个问题过于敏感了？还是有人暗中放冷箭？
宋仁宗，最终没有下决心追究“朋党”一事。
然而，宋仁宗没有追究朋党，大嘴的欧阳修却愤于小人们“朋党”的诬陷，再次挥动他的如椽大笔，石破天惊推出了他名传千古的杰作——《朋党论》，公开为“朋党”翻案：
臣听说朋党这个问题自古就有，但关键在于人君（皇帝）怎么辩别这些人是君子还是小人而已。大凡君子和君子，以志同道合为朋；小人和小人，以相同利益为朋，这是很自然的道理。但臣却认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小人喜好的是功名利禄，贪婪的是金银财货。当他们有共同利益的时候，就会暂时结为同党，争先抢夺利益，等利益抢完了，又会变得疏远，甚至相互贱害。而君子则不然，他们所坚守的是道义；所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以此修身，因为有共同道义而相宜，以此效力国家，则是一片丹心、同舟共济、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为人君者，应当退小人们的假朋党，用君子们的真朋党，这样则天下大治矣。
欧阳修语不惊人死不休，居然视先圣“君子不党”的至理箴言于不顾，公然鼓吹君子结党，于国有利，且不无为范仲淹当年因“朋党”遭贬翻案之嫌，亦不无对宋仁宗十年前深戒“朋党”批评之嫌，一时间引起朝野大哗。如果再更加引深一些，某种意义上说，欧阳修《朋党论》所涵盖的，更是可以认为凡对新政大员们有异议的，一概都不属于君子之列。
世界上任何坚固的堡垒，几乎都是先从内部开始颓坏，直至最后倾覆，何况，咱们的仁宗皇帝匆忙支起的“庆历新政”这座堡垒，根本就缺乏坚实的基础，更谈不上坚固。如果说宋仁宗是支起这座堡垒最关键的一根支柱，那么现在，这根支柱在“朋党”流言蜚语的剥蚀下，正在开始一点点摇晃、破碎。
欧阳修石破天惊的《朋党论》，并没能坚固宋仁宗对“君子结党”的认知；也更无法变成一道厚实的屏障，隔断宋仁宗的耳朵；同样，更不能让夏竦等人对新政大员的构陷就此罢手，相反，却换来了夏竦更加阴狠的反击。
做为前朝老臣，夏竦对宫内之事决不陌生，他知道用什么办法可以动摇宋仁宗对“君子党”们的信任。
夏竦选择了仁宗皇帝身边的内侍太监蓝元震。
夏竦和内臣结交由来已久，只此一点，足证夏竦颇工“谋臣”之道。皇宫大内有自己的亲信，那天子的喜怒哀乐、所思所想、一举一动，做外臣的便都能随时了如指掌，如此，无论做任何事情、讲任何话，便都能把握的恰到好处，迎合圣上的欢心，这实在是“谋臣”惯用的手段。但是现在，夏竦所需要的不是想知道仁宗皇帝有什么动静，而是让蓝元震在仁宗面前给君子党们垫砖，狠命地垫砖，你丫的仁宗皇帝不是还不大相信朋党吗？那就把这根针给你插到心里。退一步，就算此计不成，咱还有更阴狠的一招：咱培养的那个能写出和富弼一样字体的侍女还没用呢。
蓝元震没有让夏竦失望，这位仁宗身边的亲近内侍告诉仁宗：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这四个人，曾经被蔡襄称之为“四贤”，陛下当初曾经将这些人斥去，但没多久又把他们给召回了京城，这四个人一时得势，立刻就把蔡襄给引进谏院，这是把国家的爵禄做为私人恩惠啊，是巩固他们朋党的关系，这些人互相提挈、相互帮衬，如果一人结党十几个人，那五、六个人的党羽加在一起，就是五、六十人，这五、六十人再相互提挈，这样用不了两、三年，他们的党羽便会布满朝廷各个紧要部门，那时候，这些人误国肥私，惑乱朝纲，还有谁敢站出来说话呢？
蓝元震此话危言耸听，但他用了一个数理倍增的可能性，却让仁宗皇帝砰然心动。尽管宋仁宗不相信范仲淹等人真敢如此结党，但蓝元震的话却不能不使宋仁宗对朋党的疑虑近一步加深。
宋仁宗庆历四年四月，仁宗皇帝意在防戒朋党的第一个信号出现了。是时，河东路屡次上奏，因为粮草供给困难，要求朝廷废弃远在河外的麟州（今陕西神木县）。
在这里，我们不想去花费更多笔墨，论述当时请求放弃麟州的那些官员是怎么想的，这群没脑子货简直是在自毁大宋长城。
麟州，是杨家将的故乡，位于宋国河东路西北，靠近西夏，距北部契丹边境也不算远，地形易守难攻，从军事战略上说，如果夏军从夏州（今陕西靖边县白城子）向东进攻，麟州则首当其冲，宋国扼有麟州，则能西抗西夏、北拒契丹、南保河东路，而且，如果西夏军大举南下，宋国则可由麟州出兵直逼西夏后方。也正是因为麟州的地理位置在军事上十分重要，北宋一代，麟州也就成了宋、辽、西夏三国必争之地。
河东路请求放弃麟州，按说这样的事情应当由枢密院或者中书来管，朝廷大臣中派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去处理，但出人意料，仁宗皇帝却将这个专使差事派给了欧阳修，命欧阳修前往河东，就麟州之事和转运使去具体商量（欧阳修实地考察麟州后，在他的《论麟州事宜疏》和《请不弃麟州疏》中指出：麟州城堡坚固，地形高峻，乃天设之险，可守而不可攻，麟州天险，不可废！）。
不久之后，宋仁宗更以欧阳修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
仁宗皇帝这个任命，明摆着是把欧阳修放出了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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