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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辽此时交恶，这对大宋帝国来说，实在是一个打击元昊、一雪前耻的绝佳机会。现在夏、辽两国都想打宋国这张牌，夏、辽犹如一架天平，都在争宋国这只法码，宋国偏向哪端，哪端就将占据优势。然而，这突然之间出现的变故，却让胸无定见的宋仁宗一时间无所适从。
宋朝内部有人主张：借此机会，拒绝元昊议和要求，坐收渔人之利。
礼部郎中吴育上书仁宗皇帝，分析利害：契丹和宋交好已非一日，不可为了招纳一叛羌，失了继世兄弟的情谊。现在二蕃自斗，正可静以观变，乘机渔利，万一失策接纳西夏，臣恐怕契丹一旦兴兵窥赵、魏之地，朝廷不仅得不到元昊丝毫之助，而我太行东、西之地却要有烟尘之警。我国最好派人向元昊表明：契丹与夏为世姻，一旦自绝，力屈而归大宋，我对此表示怀疑，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那就应当一如既往顺契丹如故，大宋才能答应议和，然后我们再向契丹表明：我大宋已诏命元昊；如能向契丹谢罪，则大宋接受西夏议和，如仍坚持己见，我大宋当为契丹讨之！这样，契丹和西夏无论哪一方，都不能归罪于我。
富弼也上书仁宗，提出必须让西夏称臣，方可议和：元昊对契丹称臣而不对我称臣，明摆着是承认契丹无敌于天下，必须让元昊称臣方可议和。
馆阁校堪蔡襄也上书仁宗：元昊自称兀术，音译为“吾祖”，这是元昊侮谩朝廷，朝廷赠其诏书也称其吾祖，这是什么话？！
毫无疑问，富弼、蔡襄的话自有道理，便是吴育的建议，对大宋王朝此时借助契丹之力要挟元昊，也不失为一个设想。于是，在众大臣的反对下，仁宗皇帝不得不放弃准和的打算，让中书和枢密院出面，以元昊所称“兀术”之号“名体不正，名上一字又犯圣祖讳”为由，让夏使将原书带回。至于元昊对大宋称“男”，情意上虽显恭顺，但便是父子，也无不称臣之理。如从今以后上表只称旧名，朝廷便当封册元昊为“夏国主”，赐诏不名，允许西夏自置官属，西夏使者来宋或宋使到西夏，一如对待契丹使者的礼节。另；如果西夏在边界派人接收宋国岁赐，宋朝可以答应开放保安军贸易市场，宋国岁赐给西夏绢十万匹、茶三万斤等等……同时派使臣和西夏使者一起，到西夏就此协商。
宋国的这些条件，看似在维护自己的尊严，但所要求的却都是一些虚名上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实质。宋仁宗只在名号上跟元昊打嘴仗，它背后隐藏着的，还是仁宗皇帝对宋、夏议和的渴望。
宋仁宗急于跟西夏议和，其原因固然在于他厌倦了无休止的战争，但在他的内心深处，还隐含着另一个更为深刻的原因，那就是：做为一个并不昏庸的皇帝，宋仁宗从宋、夏这场战争中，已经看出了大宋王朝正日趋走向没落的危险。连小小的元昊都敢公然分疆裂土、称王称霸，堂堂大宋王朝居然对此无能为力？而西夏跟宋分庭抗礼、建立夏国这个既定事实，看来他已经是无力改变，大宋王朝建国80年，现在让银、夏分裂出去了，他实在是愧对祖先啊。北方的契丹就更不用说了，居然不顾几十年盟好趁火打劫，想翻脸就翻脸。但是，话再说回来，要是大宋帝国强大无比，他们还敢这样吗？退一万步，就是太祖、太宗皇帝、哪怕是先父真宗皇帝在位，他们还敢这样吗？
但现在却是他仁宗啊，是他仁宗在当这个皇帝，是他仁宗在守着帝国这个烂摊子！此时，仁宗皇帝内心深处有一个强烈愿望——寻找办法，富国强兵！只有自己强大了，别人才会是弱小的！但，要想走富国强兵这条路，他必须让大宋帝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还有，为朝廷找到能当此大任的人才。
仁宗皇帝知道，靠现任暮气沉沉的中央内阁，富国强兵怕是不行了，他必须考虑吕夷简政权之后的内阁人选。吕夷简老了，自第三次入主中央内阁之后，这位老宰相似乎就再也没有了以往的机敏和睿智，除了在力主建大名陪都一事上还能看见他昔日风彩之外，至于其他朝政，吕宰相似乎已经没有精力去过多理睬了。
吕夷简的衰老表现的很明显：那是庆历二年冬天，那一次，平生朝会出入进止总是不差分毫的吕宰相，前所未有地在朝会上失了仪，竟在朝见仁宗皇帝时少拜了一次。这件事情迅速传遍朝野，有人说这是天夺其魄、贻将亡矣的表现。果然，十多天后，吕夷简便突感风眩，不能上朝。
吕夷简身患重病，这使胸无主见、一直把吕夷简视为主心骨的仁宗皇帝深感忧虑。宋仁宗下诏：以吕夷简为司空、平章军国重事，等身体稍有好转，可三、五日一入中书。
对仁宗皇帝如此的眷顾，深感精力不支的吕夷简上章力辞，仁宗不许，并降手诏给吕夷简：古人谓胡须可治疗此疾，今剪以赐卿。然而，仁宗皇帝心里也明白，深依为重的吕宰相，从此以后恐怕很难再为他出谋画策了，他必须尽快对吕夷简身后的中央内阁人选做出选择。而在现有朝廷大臣中，远在西北前线的韩琦、范仲淹，包括庞籍，无疑都是最佳人选，而三人中惟以韩琦更能让宋仁宗看重：韩琦质朴忠正、有谋有略，更为难得的是，质朴忠正的韩琦从未有过“朋党”嫌疑，而这一点，在仁宗皇帝心目中，可是范仲淹无论如何也无法比拟的。
也正是宋仁宗格外的看重韩琦，因此，早在宋、夏和议之初，宋仁宗就派内侍密喻韩琦：卿孤立无人援荐，独朕知之，行召卿矣。候将来边事稍宁，诏卿用在两地，非拟议，亦非臣僚奏举，特出朕意，先谕卿知。仍密举可代卿边任者以闻。
仁宗皇帝此举，虽然难免有笼络臣下之嫌，但也却足以证实宋仁宗对韩琦的看重。而尤为让仁宗皇帝感慨的是，韩琦接到他的密喻之后，竟表示：元昊虽有和意，但其真假难料，臣愿尽死塞下，不敢举官代任。竟然婉拒了仁宗召他入两府的好意，表示愿意尽死塞下，不敢推荐接替自己的官员。韩琦在给仁宗皇帝的《泾州谢差中使宣谕表》中写道：恩重报轻，任隆材谫，捐躯以义，乃身膏斤斧之秋，归阙无颜，绝生入玉关之望！表示了以死卫边的决心。
仁宗皇帝相信，这绝对是韩琦的真心。
我们很难确定，仁宗皇帝所说“卿孤立无人援荐”的话倒底是不是事实。但我们却不能否认，对韩琦一直有知遇之恩的帝国首相吕夷简，在自己将要离开政治舞台前，又一次向仁宗皇帝举荐了他颇为欣赏的韩琦，甚至还有和他一直存在隔骇的范仲淹。
吕夷简，这位身居中书20年，三冠辅相的政治家，为他身后的帝国政坛做了一个长远打算，以吕夷简的洞察力，在后一辈朝臣中，韩琦应是惟一合他心意的人选。因此，我们不得不怀疑：吕夷简推荐了韩琦，但韩琦恰恰也是仁宗皇帝中意的人，宋仁宗不想把这个人情让给吕夷简，这才有了给韩琦密喻一事（推测啊，有待更知者考证）。
首相吕夷简病重，屡次上书请求罢职，仁宗皇帝不许。吕夷简受到皇宗皇帝如此知遇和殊荣，就有人深感不满了。还是那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孙沔，上书仁宗，对吕夷简大肆攻击：
祖宗未尝以言废人，景祐以前，纲纪未甚废，犹有感激进说之士，观今之政，是可恸哭，而无一人为陛下言者，由宰相多忌而不用正人也。自夷简当国，黜忠言、废直道，及以使相出镇许昌，及荐王随、陈尧佐代己，盖引不若己者为自固之计，欲使陛下复思己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简，还自大名，入秉朝政，于兹三年，以姑息为安，以避谤为智，西州累以败闻，契丹乘此求赂，兵歼货悖，天下空竭，剌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变易，士民怨咨。今夷简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药，亲写德音，乃谓‘恨不移疾以朕躬’，四方传闻，有泣下者。夷简在中书20年，三冠辅相，所请无不行，有宋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何以为陛下报！
今契丹复盟，元昊款塞，天下日望和平，因此振纪纲、修废坠、选贤任能，节用养士，则景德、祥符之风复见于今矣。若怡然不顾，遂以为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复救，而夷简意谓四方已宁，欲因病而去，苟遂容身，不救前过，以柔而易制者升为腹背，以奸而可使者任为羽翼，使之在廊庙、布台阁，是张禹不独生于汉，李林甫复见于今也。
孙沔这样一份言辞尖刻的奏章，相比于当年范仲淹和吕夷简的文字仗，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出乎人们的意料，仁宗皇帝居然并没有怪罪孙沔。而此刻，重病缠身的吕夷简再也无力去跟孙沔一争高下了，这位垂垂老矣的宰相所能做的，就是无奈地表示出自己的容人之量，宣称：孙元规（孙沔字元规）药石之言，闻此恨迟10年。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孙元规若早10年极尽今日攻讦之能，早被吕宰相一脚踢进阿鼻地狱、10年不能翻身了。
但不管怎么说，宋仁宗暂时听任了孙沔的奏章，这预示着帝国一个旧时代的行将结束，而一个新的时代行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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