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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韩琦却对修筑水洛城持反对态度。
韩琦上书仁宗皇帝说：水洛城通秦、渭道路，但中间要穿过近200里的部族游牧区，而且修城费用所耗甚大，其作用只能通二州援兵，且仍然并不能切断夏军入秦的道路。况且，秦州外城刚修建完毕，还有更关键的城寨需要补修，因此不敢再劳动人力。
宋仁宗接受了韩琦意见，下诏停修水洛城之议。
毫无疑问，此时无论是范仲淹建议修筑水洛城，还是韩琦反对修筑水洛城，韩、范二人各自都有其军事方面的考虑。但这时候的韩琦和范仲淹谁都没有想到，日后就是围绕水洛城的修建与否，竟会引起他们这些本来志同道合的人之间一场激烈争议。
就在陕西前线诸路宋军面临的军事压力减少、帝国刚刚有了一丝喘息之机的时候，从仁宗皇帝当初一直担心的北方辽国，终于传来一个可怕的消息：辽国准备对宋开战。
这个可怕的消息，是帝国保州知府王果得到的。
王果花重金购到了辽主兴兵南伐的谕稿，立刻上报朝廷：辽人和元昊暗地相接，将背叛宋、辽誓约，请自广顺军以西，沿各山口出入道路预为控守。
辽国要背盟南侵，加上西夏的元昊，帝国一旦两面作战，江山社稷势将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宋仁宗对这个严峻的局面是丝毫都不会怀疑的，而且，辽国做为大宋帝国的宿敌，又和元昊是甥舅关系，辽国帮助西夏是极有可能的事情。如果说当初辽国对宋、夏之间这场战争持观望态度，是想等待宋、夏交战结果、坐收渔人之利的话，那么现在，宋军在西北的屡屡失利，战争呈现相持状态，则足以让辽国下定他落井下石的决心。
因此，宋仁宗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没有丝毫迟疑，立刻下诏给河北按抚司，命他们秘密修膳河北22座州城的守御设备，一面又派出使臣赶赴河北，招募兵员。
很难想象，此时的仁宗皇帝心中承受着怎样巨大的压力？西北战事几次失利，帝国耗费了巨额的财政，换来的只是宋军的损兵折将，如今北方辽国又蠢蠢欲动，而朝中可堪倚重的大臣却没有几个，惟一一个能拿得起的吕夷简，现在身体也明显大不如前。
韩琦、范仲淹到是可以信赖倚重的人，可是西北那个烂摊子能离开他们吗？现在防御北方的辽国，又该依靠谁呢？
宋仁宗，终于想起了对军事内行、几年前无辜被放出京城的老臣，原知枢密院王德用。
咳！什么王德用“头枕乾纲、貌类艺祖”，当初真不该听信那些空穴来风、根本不着边际的话，让王德用受了委屈，现在又想用人家了，可这话该怎么说？
仁宗皇帝觉得，似乎自他亲政以来，大宋帝国这张龙倚，从没有象今天这样，让他坐在上面，精神感到如此的疲惫，而内心又是如此的空虚。
宋仁宗，从内心深处对战争感到深深的厌倦，但又找不到解脱的办法，他现在总算明白，父皇真宗当年为什么就算是拿出银子给辽国，也要跟辽国签定《澶渊盟约》了，丫的战争，那真不是皇帝过的日子！
就在仁宗皇帝精神上感到疲累已极的时候，送枕头人来了。
还是那个知谏院张方平，恰到好处地向仁宗皇帝上了一封奏折，提出了借南郊大典的机会，同西夏进行媾和的设想：
臣尝就西边来者询贼中事，多云元昊为寇三年，虽连陷城寨，亦未能有我尺寸之地，而我国断绝了给元昊的俸赐、取消了和西夏的互市贸易，现在西夏那边，已经到了一尺布能卖到几百钱的地步，从这种情况上看，西夏国力怎么能不困难？然而，元昊已经与大国为仇，就算现在他后悔了，但形势不允许他主动向我国表示想求和，而我国就算想招安元昊，找不到机会和理由，也很难办。现在我国将要举行南郊大礼，正好可能借这个机会，向元昊表示出绥怀之意，或特别为此降诏书、或者发表大赦文告、或者委派边关有名望的大臣去西夏，专门向元昊传达圣上的旨意，
这样足可彰显朝廷德义之厚，又不损害大宋天朝的威望，且贼于其种落自尊大者久矣，向者求请，但欲自称乌珠之号，当国者虑害不深，吝此虚名，遂成实祸。陛下若徇其前请，加以岁赐，使天下知陛下深识远虑，为生灵计。
张方平这份奏书，真可以算得上奇文共赏了，先给仁宗皇帝吃一颗慰心丸，点明元昊为寇三年，却没能占据大宋尺寸之地，而由于帝国经济封锁，其国中一尺布已价值几百钱，可见其困顿已极；接着笔锋一转，又说元昊虽想求和却拉不下面子，而帝国有心招抚也没有合适理由，说什么当初元昊向朝廷请求称“乌珠”之号，因为宰臣的考虑不周，吝惜那个虚名，以致酿成了今日的祸端，陛下要是同意了他这个称号，每年再给他一些赏赐，让天下人都知道陛下是深谋远虑，是为黎民百姓考虑等等、等等。
若说张方平此论是恬不知耻，那有点过了。但要说他睁着眼睛说瞎话给仁宗皇帝脸上贴金，则一点都不为过。丫的宋、夏两次大战，宋军都被打的屁滚尿流，而夏军出入宋境，烧杀掳掠，如入无人之境，岂是“未有尺寸之地”能说得过去的？至于什么元昊想求和没有理由，更是张方平一厢情愿、拍着脑袋空想出的主观臆断，又说什么元昊要自称乌珠之号，是朝廷不肯同意才造成今天结果。丫的元昊是要称乌珠吗？元昊自称的是夏国皇帝好不好？要是承认了他元昊的皇帝名号，那这场仗还打个屁！？
张方平这封自欺欺人的奏折，明摆着就是让宋仁宗先向元昊求和，只不过他给仁宗皇帝垒了块垫脚石，说拐了个弯儿而已。
但张方平这个提议，却是恰到好处地捅到了仁宗皇帝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仁宗一见之下，大喜过望，连呼：“是吾心也！”
事实上，宋仁宗讲和的心思，应当说从宋军三川口兵败时就已经有了，只不过那时候还不占主导地位，宋仁宗还寄望于宋军能有反击的机会，这也是他一方面采用韩琦攻策、一方面又同意范仲淹招抚元昊，在战与守问题上犹豫不决的根本原因。但好水川兵败后，宋仁宗让宋军摆出一幅死守架势，已明显露出了对战争的消极应付，现在，北方辽国又发出战争威胁，帝国眼看就要面临两面作战之危，那这场仗再打下去，大宋帝国说不定还会有亡国之忧呢！种种此消彼长，让宋仁宗以求和结束战争的念头又增大了不少。
然而，做为大宋王朝天子，求和服软这种话，又怎么能从他这位天子嘴里主动说出来？现在，仁宗正渴睡，张方平就不失时机地给他送来了个枕头，仁宗皇帝怎么能不大喜过望？
但是，既当婊子，还想立牌坊，宋仁宗并不想让自己的心思让朝臣们知道，于是，他让张方平自己把这份奏折送到中书，以此给了中央内阁大员们一个明确的暗示。紧接着，仁宗皇帝又对此做了一个意有所指的布署：下诏给鄜延路安抚招讨使庞籍：若元昊专遣人投进表章，即暂且拘留，先将事情原委奏报朝廷，如果是元昊伪官持私人信件，则必须先等朝廷作出决定之后再报。
然而，仁宗皇帝这一系列一厢情愿的企盼并没有变成现实。元昊并没有派来什么乞降使臣，也没有什么私人信件送来。于是南郊大礼之后，仁宗皇帝又借元昊曾向范仲淹假意求和这件事，给自己挂上一块儿遮羞布，明诏天下：
元昊自背惠以来，屡求归附，然其欲缓我师，专为谲诈，是以拒而弗受，况河西土民素被王化，朕为之父母，岂不悯伤！自今仰边臣但谨守封疆，精练军伍，非因战斗，毋得枉杀老幼及薰烧族帐……
宋仁宗这道诏书，明眼人谁都能看明白，这是委婉向元昊发出的求和信号——你不要来打我，我也不去打你。不过宋仁宗诏书中所用的措辞，总算没有如张方平想的那样，放下他帝国天子的架子。
宋仁宗，在构想着和西夏议和的蓝图。但他却没有想到，此时的元昊，正在和他的谋士们规划着给宋军又一次沉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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