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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的谏章有理有据，仁宗皇帝欣然接受韩琦的规谏，下诏尽快结束礼乐详定之事。
不能否认，出任右司谏，是韩琦在帝国政坛步入仕途辉煌的真正起始。韩琦在这个相对敏感的职位上，以其对国家朴实无华的忠诚、尽职尽责的精神开始日渐崭露头角。继劝谏仁宗皇帝罢修礼乐之后，韩琦又陆续上书了《论僧绍宗妖妄惑众奏》、《乞罢宝相禅院创建殿宇奏》、《乞劾正魏庄干渎奏》、《增秩滥当谨名器奏》等。
历史，在这里为韩琦的朴忠耿直、不畏权贵提供了绝好证明。如果说大宋王朝铁面无私的包拯执法如山，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乏中国戏剧舞台上后人善意杜撰的话，那么，韩琦在右司谏一职上不畏权贵，弹劾皇亲国戚，则是真实的历史事实。
保庆杨太后（仁宗小娘娘）有个表弟叫杨景宗，此人是一地道无赖，当年保庆杨太后入宫为美人，杨景宗以此補了个茶酒班殿侍，此后一路迁转升到阁门祗候，后来因行事不法受到降职处分，但因为是皇亲关系，不久便又官复原职。章献刘太后因和杨太后私人关系极好，因而待杨景宗亦是极厚，当年刘太后贬宰相丁谓，居然将丁的住宅赐给了杨景宗。及至仁宗皇帝亲政，奉章献遗命尊杨太妃为太后，杨景宗也因之进升崇仪使，领连州刺史、扬州兵马钤辖，后又授泰州刺史，徒滑州钤辖，迁舒州团练使，为兵马总管。
杨景宗为人暴涙，又好贪杯中之物，且每饮必醉，往往酒后率性所为，在滑州时就曾借酒使气，将滑州通判痛殴至昏迷。杨景宗如此目无国法，但仁宗皇帝碍着杨太后，每每只申诫他戒酒了事，可是杨景宗屡教不改，无论到任何地方，除了惹事生非，还是惹事生非。
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一月，保庆杨太后殡天，杨景宗进京奔丧。按理说，即便杨景宗不是杨太后一母同胞的亲弟弟，于此国家大丧之际也理应持重安份。但这个天生无赖对表姐的死不仅毫无伤痛之心，竟然行装未解，便向仁宗皇帝要求在京城繁华之处再给他一处豪华府第。更甚者，杨景宗进宫守灵期间竟然喝的酩酊大醉，闯进皇宫皇仪殿大呼小叫，搅的皇宫大内上下不安。但这一次，杨景宗碰上了不怕鬼的人。面对难缠难惹的皇亲国戚，右司谏韩琦奋笔上书，毫无畏惧地弹劾扬景宗：
臣历观方牍，概见后党率从凭籍，罕务检修，是故抑其势则获安，纵其欲则招祸……臣窃以新授成州防御使杨景宗，起于寒悴，本无勋绩，特缘戚里，遂冒贵阶，荐警盗于列城，复总戎于要地，肆情犯法……臣欲乞诏下有司，明按其罪……
这一次，杨景宗横恣不法的事实有目共睹，仁宗皇帝就是有心袒护杨景宗，也是难塞众目，但心慈耳软的宋仁宗还是想着当年哺育过自己的小娘娘尸骨未寒，不忍加杨景宗之罪，只将他降职处分了事。
人与人之间最易相知的，就是相同的秉性和品德，大概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的最好注解。韩琦在右司谏职位上一次次递上的谏章，竟然得到了宰相王曾的赞赏。有一次韩琦到中书送奏章，王曾忽然对他说：“近日频见章疏甚好，做谏官就是应当这样，其他如高若讷之辈多是趋利，亦是范仲淹，也不免有博取名声之嫌。其实做谏官最须要的，就是一心一意想着国家之事啊。”
王曾的赞赏，对刚刚而立之年的韩琦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鼓舞。在韩琦心目中，王曾是本朝最让人敬佩的“君子”，这位器德深厚、庄重寡言、颇为自爱的帝国宰相，平日很少对谁表露过内心的感情，就连刚正的范仲淹都对王曾敬惧三分，以王曾坦荡浩然正气立于朝堂之上，当时的官员，谁能得到他一两句品评都会引以为荣，更不用说王曾如此鲜明、由衷的赞扬一个人了。
就在韩琦恪尽职守，在右司谏一职上竭尽全力，尽一个谏官职责的时候，帝国朝堂却又一次陷入了一场繁杂的人事纷争。这场纷争的直接后果，就是以吕夷简、王曾、宋绶、蔡齐等人组成的中央内阁被仁宗皇帝给集体解职。
数千年中国历史，内讧似乎是这个黄皮肤民族永远的延续。
王曾是当初吕夷简为打击李迪而引进中央的，但如果论资格，王曾要远比吕夷简老的多。王曾早在真宗朝就两次出任参知政事，当年真宗皇帝病危，刘皇后参预政事，虽然时为太子的仁宗已在资善堂听政，但所有国家大事，其最后的决断权却完全在刘皇后手中，朝廷内外对此无不忧虑重重。后来真宗皇帝驾崩，王曾奉命起草遗诏，其中有一句“以明肃皇后（刘太后）辅立皇太子，权听断军国大事。”但当时攀附刘皇后的宰相丁谓，却竭力要把这句话中的“权”字给去掉。
明眼人谁都能看得出来，这一字的加减，将直接关系嗣位之人是谁的问题，一个“权”字，那将意味着刘皇后听政终归是暂时的，是一时权宜，真正的大宋天子还是13岁的仁宗，然而如果没有了这个“权”字，那就意味着大宋王朝的帝位将由刘皇后继承。丁谓的阴谋遭到了王曾义正辞严的反对，而丁谓最终也没敢将那个“权”字给去掉。然而，当大臣们商议刘太后临朝听政该用什么样的仪制时，丁谓却再次发难。
当时王曾主张仿效东汉时曾有过的先例：太后坐在皇帝右边垂帘听政。而丁谓却想让皇帝只在朔望这一天会见大臣，其余大事由太后召见大臣宰辅商量决定，小事则由内侍往来传奏禁中。
丁谓的提议再次遭到王曾反对：“两宫不在一处，这是将权柄归给宦官！是祸端将起之兆！”当是时，真宗皇帝刚死，帝国内外汹汹，王曾正气凛然独立朝堂之上，中外深倚为重，拜为中书侍郎兼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而那时吕夷简才是参知政事，是王曾的副手。
那时的吕夷简对王曾恭谨有加，而也正是吕夷简所表现出的谦恭，才使王曾后来力荐吕夷简出任帝国首相，这还真是应了当年老宰相王旦的预见。当年王旦为宰相，王曾是知制诰，吕夷简以太常博士知滨州。一天，王曾见王旦，王旦问他：你认识太常博士吕夷简吗？王曾回答说不认识，但第二天，王旦又是这样问他，三见三问，王曾不得已，回答说：到是常听到朝中官员称吕夷简有才华。王旦说：这个人日后将会和你一齐同掌国政。那时的王曾在朝中已是公认的名士，王曾对此也很是自负，听了王旦的话，心有不平，便问王旦是不是认识吕夷简，王旦回答说不认识，王曾问那为什么你知道吕夷简？王旦说，他只是看到了吕夷简的奏章而已，王曾对此大不以为然。后来丁谓被罢，王曾出任宰相，吕夷简也从知开封府除参知政事，二人果真一同秉政，后来王曾离开两府。明道二年，仁宗亲政后将李迪召回，吕夷简和李迪弄不到一块儿，吕夷简为了抗衡李迪，于是再引王曾进二府，入主枢密院。但王曾后来从枢密院再入中书，一是缘于他自己有这个想法，二是缘于吕夷简的推荐。
似乎王曾对吕夷简的政治心机有所提防，因此，他把自己想进中书的想法，向时任参知政事的宋绶做了透露，也许王曾是想通过宋绶，探听一下吕夷简对此有什么想法。
宋绶和王曾、吕夷简的关系都不错，李迪罢职后，宋绶曾就王曾重入中书征求过吕夷简的意见：“孝先（王曾字孝先）想重回中书，你能否相容？”吕夷简表示同意，但宋绶还不放心，近一步紧盯：“孝先和你关系不错，你要是真同意他进中书，那就一定要把关系处好，不能象对待复古（李迪字复古）那样。”对于宋绶这个要求，吕夷简也点头答应。但似乎宋绶是想尽量让吕、王二人处好关系，便又对吕夷简说：“公已位昭文（昭文殿大学士，首相），孝先进来，于集贤（集贤殿大学士，副相）处之可也。”意思是说你现在已经是首相，王曾进中书后当副相，做你的副手就行了。但吕夷简却表现出相当高的姿态：“让他当首相，我当副相也没关系。”
很难说吕夷简此时对宋绶说的这些话还有什么权谋在内，因为吕夷简不仅如实向仁宗皇帝汇报了王曾有意复相的意思，而且还明确表示，他愿意将首相的位置让给王曾，自己做副相，给王曾当副手。然而，不知仁宗皇帝是被吕夷简如此的高风亮节所感动？还是仁宗皇帝对吕夷简实在太过倚重，因此，尽管王曾资格比吕夷简更老，而且当年又是仁宗皇帝皇位的忠诚保卫者，但仁宗皇帝还是没有同意吕夷简的提议，而只让王曾作了副相。
其实，人世间任何复杂的事情，说到底都是人自己将之复杂化了，尤其是手中握有权力的人之间，更尤其，是资格老、而手中权力又没有比他资历浅的人手中权力大、而这两个人又同时要在一起做事的时候。
吕夷简身为首相，在中书当然要行使首相的权力。
而做为副相的王曾，也是一个有思想和极富主见的人，在处理国家事务的问题上有自己的见解，这就难免出现吕、王二人意见相左的时候。但是，如果让吕夷简事事处处都征求王曾的意见，那他这个首相跟一个傀垒又有何异？何况那不是吕夷简其人的性格，因此，朝廷无论大事小事，其结果当然是身为首相的吕夷简说了算。
吕夷简一味按照自已的意见办，对王曾不肯少让，一来二去，王曾便觉得吕夷简这个人专权，吕、王二人之间终至出现了难以弥补的裂痕。王曾不堪吕夷简的独断，忍无可忍，不得不向仁宗皇帝提出辞呈。这是帝国内阁在不长的时间里，第二位老宰相主动提出辞职了，而且当初王曾还是自己想要进中书的，现在怎么又要撂挑子呢？仁宗疑惑之下，询问王曾辞职的原因，没想到王曾的回答居然和李迪当初的回答一模一样，都是说无法忍受吕夷简的傲慢和欺侮。
事情再一再二，宋仁宗不得不起疑心了。李迪和王曾，在朝中都是颇有“正直”名声的老臣，居然都为同一个原因跟吕夷简合不来，难道吕夷简真有什么不得体的地方？或者吕夷简背着自己，真做了什么不可告人之事？宋仁宗很想从王曾这里得到答案，于是刨根问底，非让王曾说出辞职的具体原因。王曾不得已，只好如实回答：吕夷简安排官员，常以受贿金额为标准，这种事情太多了，臣也难以一一记下，但臣知道原来知陈州的王博文在调任知开封府时，曾给吕夷简送过三千缗钱。
王曾的回答让宋仁宗大吃一惊：吕夷简果然利用手中权力卖官鬻爵，枉自己还如此的信任于他，这还了得！？
宋仁宗丝毫不怀疑，一向以忠正闻名的王曾反映的这个情况会有什么偏差，于是立刻召吕夷简进宫，面诘此事。吕夷简当然不承认，吕、王二人于是在仁宗面前发生了激烈争吵。
宋仁宗这次不想袒护吕夷简，诏命御史台严查此事。但调查的结果却证明吕夷简是清白的。原来，吕夷简有个族子吕昌龄，想借吕夷简的关系谋个一官半职，吕夷简没有答应。吕昌龄对吕夷简心怀愤怨，恰在此时，吕昌龄听到一个谣传，有个叫王博古的人向吕夷简行贿，但吕昌龄却阴差阳错的听成了王博文，并将此事告到了王曾那里，而王曾也没有详审，竟将冯京当冯凉，把王博文举了出来。
内阁大员一次次内讧，尤其李迪和王曾两人，对吕夷简两次攻击竟然都是诬告，软耳朵的宋仁宗这一次终于勃然大怒了。做为至高无上的天子，他对大臣们已经够宽容的了，而这些人不思如何报效国家，却热衷于争权夺利窝里斗，摆明了是觉得他这个皇帝手腕太软嘛。还有参知政事宋绶和蔡齐，这两个人，每每议论朝政，宋绶总是附合吕夷简，而蔡齐总是附合王曾，这不是在结党吗？自己最担心的就是大臣们结党，前次范仲淹有这个苗头，自己就曾下诏严厉申诫过，现在自己身边的这些大臣依然我行我素，就算在这件事情上看，他吕夷简是可信任的，但谁又能保证，他这个首相就真的一点私心都没有呢？毕竟，吕夷简在中央呆的时间太久了，虽然吕夷简是很得力的左右手，但是总因为他而让内阁大臣们不和，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无法否认，做为并不昏庸的皇帝，宋仁宗不会不从这个最深层因素来思考大臣之间的党争，这样的前朝之鉴实在是太多了，那就再把这个苗头给按死在萌芽中吧。
宋仁宗景祐四年四月，仁宗皇帝下诏：
罢去吕夷简首相职务，以镇安节度使、同平章事的使相身份判许州；
王曾以左仆射、资政殿大学士判郓州；
宋绶罢为尚书左丞、资政殿学士。
蔡齐罢为礼部侍郎、归入班次。
同时以原知枢密院事王随为首相；
户部侍郎、知郑州陈尧佐为平章事；
原参知政事盛度为知枢密院事；
原同知枢密院事韩亿；三司使程琳；翰林学士承旨石中立为参知政事。
也许是仁宗皇帝此番改组内阁很符合上天的意思，这年五月，大内化成殿殿柱上突然奇异地长出了一株灵芝，这可是帝国的祥瑞！
然而，在这“祥瑞”的背后，谁又能预料到它隐含着的到底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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