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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景佑元年九月，韩琦在监左藏库一职上干了一年零三个月后，调任开封府推官，赐五品服。
这一年，韩琦27岁。
推官，主管一府刑名司法，大致相当于今天法院的法官。尽管和原来监左藏库的职务相比，担任推官有了仕途上质的改变，但这同样是一份儿公务繁杂的具体工作，和三馆清流的馆职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当京城天子脚下的推官。
做为大宋帝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京城开封到了仁宗这一朝，已是发展到了顶峰，京城不仅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而且天子百官、皇亲国戚、公子王孙、四方之客，僧、道、尼、伎云集，是帝国最繁华的大都市。自然，也更少不了的是摇摇摆摆的纨绔子弟、出出入入的城狐社鼠。在如此三教九流汇聚的地方做最具体的司法工作，其冗、其繁可想而知。
似乎很难指责韩琦的前任没有在推官任上格尽职守，而只能说韩琦这位不到而立之年的青年官员，其厚重、严谨的性格使他太忠于国事。面对开封府堆积如山的案牍，韩琦从上任那天起，便开始了艰苦、细致的甄别区分工作。
数千年中国历史，于司法一事，无非是各样案件量刑轻重不当，冤假错案审结不明。帝国天子脚下的开封府也不能例外。但是现在，许多量刑不确、悬疑不决的案子，在新来的推官韩琦手里，却一一都得到了解决。尽管府中还有许多其他冗杂、繁复的事情，但这位年青推官却绝不因此稍有懈怠，无论寒冬时节冰冻三尺，还是酷暑盛夏汗流浃背，同僚们看见的总是韩琦俯案不倦、孜孜以求的身影。
没人能否认，司法刑名乃国之重典，它公正严明与否，大者关乎民心向背，与国家兴衰，小者关乎一人一家生死荣辱，因而法不轻用，用则必正、必明。然而，关乎大者却是以众小聚之。千百年来，阴间泉台飘荡了多少屈死冤魂？阳间花遮柳护，又笑倒过多少窃喜的恶人？非法不严、不正耳！乃执法者贪赃枉法、玩忽职守、草菅人命耳！“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先贤至圣划定的天平法码，什么时候在“民为重”上变的如山沉重过？
但现在，开封府的推官韩琦对此看得就比山还重。
韩琦为国事如此竞业，开封府尹王博文从韩琦勤政的身影上，看出了国家未来一代辅弼良臣的风采，大是感叹：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
是宰相之器，其所作所为，亦必是宰相之举。
韩琦对下属呈送上来的案文，只要觉得还有疑点，必然事无巨细，直到诘问明白，再没有任何可疑之后，才郑重予以批示。
开封府新任推官做事太严谨，往常懒散成习惯的府吏们，现在终于领教了什么是“认真”二字，当他们呈送的案牍几经反复，终于被韩琦签批之后，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惊喜之极地额手相庆：过韩家关矣！
没有人能知道，在韩琦任开封府推官这段时间里，韩琦以他的竞业精神，避免了多少冤假错案，挽回了多少人的性命与清白。与其说这是韩琦忠于国事，莫过于说这是韩琦人性品质的本色，是韩琦终其一世，立于天地之间的道德准则，是先贤“民为重”哲理在韩琦身上最为具体的体现。所谓仰不愧天，俯不愧地，爱民忠君。韩琦以他士大夫杰出的品质，在中国浩瀚历史长河中，诠释了“民为重”的真谛。
纵观韩琦50年仕途岁月，自始至终，黎民百姓的疾苦始终都在他的关注之中。无论是他监左藏库时上书请求废除受灾州郡灾年欠下的贡赋，来年必须补交的制度；还是任开封府推官时依法刑名、一丝不苟；无论是他赴四川赈灾、西夏抗敌；还是此后出任地方长官，乃至最后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其一切想民、一切为民的爱民思想，始终贯穿如一。
韩琦监左藏库时，开封府下辖的京畿州县，按惯例每年要承担600万石军马粮草，无论丰稔歉收，这个数额从来不变。韩琦认为这种不顾天灾、竭泽取之于民的做法是不合理的，于是上书朝廷：“诸县盖有灾伤者，岂可概令认数为奏？”尽管此后朝廷没有接受韩琦要按实际年景征收的建议，但却将开封9县每年600万的数额减少了200万。
韩琦任开封府推官时，陈留（今开封东南）、雍丘（今杞县）等7个县境，是皇家划定的田猎禁地。尽管仁宗皇帝已经很久没有来这里放马打猎了，但这7县的官府仍然按惯例，每月派人到此巡视，赶鸭撵狗。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开封府历任官员并非不知如此做法纯属困扰百姓，但却从来没有人说过什么，唯独韩琦为此向仁宗上书：“陛下畋游之事废之已久，蒐狝之地，共之斯众，岂容奸吏未革侵牟？愿申严禁止之！”
毫无疑问，如果韩琦继续在开封府推官任上干下去，以韩琦的公正无私、竞竞业业，那么今天中国戏剧舞台上忠正刚直、为民请命、不畏权贵、深受百姓爱戴的“龙图”光辉形象中，很可能除了一个“包公”之外，还会有一个“韩公”。
然而，天将降大任于斯，历史注定韩琦一生的政治舞台不在开封府，而在帝国更广阔的背景之下，他注定要成为大宋帝国一根擎天巨柱。君方赖我如手足，民方望我如父兄，韩琦必须毕其浩浩之功于社稷。
就在韩琦调任开封府推官不久，帝国西北边陲，西夏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元昊，也正为华夏版图上又一次“三国鼎立”做着精心的准备。
我们且把时间倒回公元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也就是大宋帝国和北方辽国（契丹）签定“澶渊之盟”那一年。
那一年，割剧大宋帝国西北，“银白肚子金**，取姓嵬名俊裔传”的党项族首领赵（李）德明，其妻卫慕氏生下了一个男孩儿，赵德明为这个孩子取名“元昊”，小字“嵬理”。
西北大漠强劲的朔风和炽热阳光，似乎对这个孩子格外的关照，这位比大宋帝国未来一代名相韩琦大4岁、后来被西平王赵德明立为太子的元昊，在马背上出落的英挺俊美、身健肢强。史书记载，年青的元昊很喜欢穿长袖衫，总是一袭白衣胜雪，头戴黑冠，身佩弓矢，隐隐透出一股王者之气。
凭心而论，这位未来西夏帝国的杰出缔造者，绝非象某些持有偏见的史书记载的那样，是一位嗜杀成性、残忍冷酷的枭雄，真实的元昊是一个既擅长绘画、懂浮图经义、又对《野战歌》《太乙金鉴诀》等兵书及蕃、汉文字都颇为精通的文武全才。之所以说他嗜杀成性，那只能是对这位杰出军事家在和宋王朝战争中一次又一次获胜而无可奈何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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