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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32年，宋仁宗明道元年，25岁的韩琦丁忧3年期满，来到了京城开封。也是这一年，一直割据华夏西北地区、被宋王朝册封为西平王的党项族首领赵（李）德明去世，其子元昊承袭王位。此时，无论是正在帝国京城开封为丁忧后谋职而忙着给朝中权贵投书自荐的韩琦；还是远在西北大漠的西夏新首领元昊都不会想到，在未来大宋王朝和西夏发生的那场血腥战争中，两人会是战场上你死我活、厮杀较量的对手。
帝国京城的冬天寒冷而昼短，寓居京城的韩琦怀着满腔热忱，精心挑选了一些自己平日所作的诗词文章，并附上自荐信投给了朝中手握大权的达官显贵，韩琦选择的权要人物，是当朝宰相吕夷简和副相张士逊。宋代这种士子投书自荐习俗沿于唐时的遗风，士子们为求功名仕进，将自己平时所作文章诗词，精心编辑成册，投送朝中显要，以期能得到他们的赏识、提携。
在韩琦50年仕途生涯中，宋王朝自太祖皇帝开国至今，历任宰相里面，除宰相王曾让韩琦极为佩服之外，另一位能得到韩琦尊敬的人，就是现任宰相吕夷简了。从更广泛概念上说，如果王曾的高风亮节和为政之道，被韩琦视为仕途上毕生的追求，因而王曾嬴得韩琦发自内心崇敬的话，那么，当朝宰相吕夷简，则是因为在韩琦仕途上对其有着知遇之恩，从而成为了另一位受到韩琦尊敬的人。
吕夷简，字坦夫，无愧宋王朝中一代名相。尽管后来宋仁宗庆历年间实施新政的一批千古名臣如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尹洙等对吕夷简的为人多有异议，尤其范仲淹、欧阳修两人，甚而一度和吕夷简闹到势同水火的地步，但同样作为庆历新政的首脑之一，和范仲淹无论私交还是政见都颇为相投的韩琦，却对吕夷简其人始终心存敬意。
多少年后，韩琦对吕夷简的治国用人之道，以及和范仲淹、欧阳修之间的关系说过这样的话：“申公（吕夷简）以进贤自任，恩归于己，时士皆出其笼络。独欧、范、尹，旋收旋失之，终不受其笼络。”
这段话大意是说，吕夷简把为朝廷任用贤明官员当成自己的职责，但却把这种任用当成是自己施给的恩惠，当时很多官员都被吕夷简这一手给笼络，唯独欧阳修、范仲淹、尹洙这三个人，看似被吕夷简笼络到手了，却很快又都和他离心离德，直到最后也不受吕夷简的笼络。韩琦这段话，明显是以一种惋惜和遗憾的心情来定位吕夷简和范、欧、尹三人之间关系的（这三个人和韩琦关系都很密切），这其中的因素，并不仅仅因为吕夷简对韩琦有着知遇之恩，从而淡化了韩琦对吕夷简用人之道的认知，更深层的底蕴，则是韩琦和范仲淹两人，无论在思想意识、为政处世抑或用人之道上，韩琦实在都比范仲淹更具备一代杰出政治家和一代宰执的素质休养，也因此，韩琦更能理解吕夷简作为帝国首相，在波谲云诡的政治权力中心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心思缜密、自我保护的为政处世哲学。
很难设想，如果范仲淹等人少一些士大夫理想化的清高，多一些脚踏实地，能和吕夷简同心同德，那么，以范仲淹等人的忠诚正直、开拓进取，加上吕夷简的老成谋国，仁宗一代的大宋王朝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繁荣景象？但可惜，这只能是一种虚无飘渺的设想，中国数千年历史演绎着的，始终是所谓“正邪不两立，忠奸难同朝”的人生哲学。
但忠与奸，岂能以政见的相左为定义？
帝国京城的冬季，带给韩琦的并非都是寒冷，此刻，韩琦从吕夷简这里就感受到了知遇和报国有门的温暖。
不能否认，韩琦之所以投书吕夷简和张士逊，这其中应当还有着另一层原因，那就是韩琦的岳父崔立和吕夷简、张士逊之间有着一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关系。
吕、张、崔三人同朝为官，低头不见抬头见，吕夷简和张士逊都对崔立淡泊的为人处世原则知之甚深，那么，顾念同僚面子，对崔立的女婿青眼有加，亦在情理之中，更何况，从韩琦写的这些文章诗词上看，崔家这个女婿也绝非徒有虚名之辈。
吕夷简没有让韩琦失望，这位帝国一代名相慧眼识珠，为大宋王朝的未来选出了一位堪称栋梁的英才。
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12月，韩琦和连襟赵宗道；当朝一时名士石延年；以及后来在大宋词坛上颇负盛名，写下了“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宋祁等人，于冬至那天一同被召试学士院，韩琦并由此迁官太子中允，又改太常丞、直集贤院。很多年后，韩琦回忆此情此景，还在他《次韵答子渊（赵宗道）学士》诗中不无回味地写道：忆昔明道初，穷冬极短昼。给札金銮坡，孤拙并髦秀。诸公名世才，奋笔若神佑……
虽然按照朝廷惯例，金榜高中的外放官员回京后，一般都会召试学士院，授予馆阁之职，但韩琦毕竟是丁忧后回京，如果没有吕夷简的慧眼相识和提携，韩琦至少在当时是不可能在帝国士子多如过江之鲫的情况下，得到召试学士院这个机会的，这一点，韩琦在他的《谢直集贤院启》中亦有提及，大意是他简单编辑了几篇自己写的小诗文，没想到却得到了宰执的赏识，给了自己去学士院应对的机会。尽管这是韩琦自谦之辞，但却说明了前因，要知道，集贤院作为大宋王朝三馆秘阁之一，它的工作就是典掌皇家图书馆府，编书、校书、读书，这里可是帝国储养名流贤俊、以备咨询、访问的地方。年青的韩琦甫归京师就得到令人羡慕、又前途无限的三馆清流职务，如果没有吕宰相的赏识，的确是不可想象的（呵呵，韩琦这是接受了吕夷简的笼络吗？）。
韩琦进入了集贤院，尽管当时的韩琦没有、也不可能做出任何显要政绩，但是，他的同僚们却谁也说不清，为什么在自己潜意识中，对这位气质优雅、风度沉稳的年青人，总有一种他将来会成为国家栋梁的强烈感觉。
也许，是韩琦举手投足之间给人的印象太庄重了吧？关于这一点，宋王岩叟在他的《韩魏公别录》中曾记载过这样一则故事：当时京城有个李都尉，很喜欢延揽士大夫，附庸风雅，常请一些文人聚会，搞点儿声色犬马的娱乐活动，有宋一朝重文轻武的风尚影响极深，文人社会地位很受世人看重，尤其是那些进入了仕途的文人。这李都尉愿意大把花钱，结交文士，有吃有喝的聚会谁会不愿意去？一时间京城里得到邀请的三馆清流无不前往，唯独韩琦，正当风华年少之时，却一次都不参与，李都尉曾经几次邀请都被韩琦拒绝。同僚中有人想强把韩琦拉开过去，韩琦正色说：我是想去，但可惜，我还没有象诸位这样的名望。
我们今天无法猜出韩琦当时拒绝参与这种活动，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如果论名望，韩琦是甲科亚元，这名份足以让众多清流士子相形见拙了，那么，韩琦拒绝参与的惟一解释，就只能是韩琦此人性格的使然了。
身入馆职的韩琦尽管很年青，但和他常相交往的却都是当世一时的名士俊杰，尤其和他一同召试学士院的石曼卿。
石曼卿，字延年。《宋史》说他“为人跌宕任气节，读书通大略，为文劲健，于诗最工而善书，与人论天下事，是非无不当。”尤其在宋王朝一代文学大家欧阳修的眼里，石曼卿更是“磊落奇才，气貌雄伟，饮酒过人，知名当世”。
石曼卿同学落拓豪放，这样的性格，和同僚相处之间，自然多有不乏善意的戏谑，但石曼卿惟独对韩琦从来不敢轻慢，每次相见总是称韩琦为“韩家”，这种称呼，是当时人们面对自己所尊敬的官员时候才用的称呼。
韩琦和石曼卿的交往，虽然在现有史料中没有多少记载，但毋容置疑，韩琦后来在国家边陲危急之时，以文人之身赴西陲御边，并且在战争中展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应当和石曼卿对他的影响，及韩琦从那时起就对帝国边患多少有所警惕不无关系。
石曼卿，是在帝国一派承平之际最先居安思危、敏锐嗅到战争气息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石曼卿曾几次上书朝廷，指出帝国已经承平日久，天下不识战者30余年，请求朝廷早日加强辽（契丹）及西夏的边备。但可惜，石曼卿这极具战略眼光的奏议，并没能引起朝廷的重视。
在韩琦的军事思想中，另一个对他颇具影响的人应当是韩琦的姐夫高志宁。高志宁，字宗儒。在韩琦撰写的《故卫卿致仕高公墓志铭》中，这是一个多少带有了神秘传奇色彩的人物。
高志宁从小沉敏，记忆力惊人，不到弱冠之年便已精通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尤其对《周易》有着深刻见解。据韩琦《故卫卿致仕高公墓志铭》中记述：有一次高志宁身染沉疴，几近危急，昏昏沉沉中忽然梦见一位神人出现，并向他传授用兵的谋略，沉疴竟奇迹般痊愈了。高志宁醒来后，遍阅诸家兵法，竟然象早就熟读过一样，尽得用兵谋略奥妙。由此，高志宁更读子史阴阳谶纬之书，研究古今治乱成败的例子，立志成为一代建功立业的名将。当时真宗皇帝为了给国家网罗更多的人才，下诏恢复“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六个科目考试，高志宁参加“洞明韬略运筹决胜”科考试，并以一篇《平燕策》深获真宗赏识。
然而，历史没有给高志宁提供让他一展雄才大略的舞台，自北宋王朝和辽国签定“澶渊盟约”之后，两国不再兵戎相见，高志宁这位胸怀大志、深具兵战伐谋的一代良将，只能面对帝国一派升平景象，扼腕长叹，梦碎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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