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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部都是法国导演布鲁诺杜蒙（brunodumont）的片子。据初步了解，至今为止，生于1958年的布鲁诺杜蒙就导了这两部电影，摄制时间分别是1996年和1999年。
这是两部我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新”的国外影片“最新”除了拍摄时间近，还因为它们是法国、甚至欧洲最新且有可能最有价值的电影观念。
在本质上，布鲁诺杜蒙的拍摄观念与法国“新小说”非常接近，几乎可以称得上电影化的“新小说”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新小说”非常了解之后就不必再看布鲁诺杜蒙的电影，毕竟“新小说”在某些对传统小说革新的大观念之外，并无太多的限制，而更强调各个艺术家独特的个性。克劳德西蒙与罗伯格里耶虽同属“新小说”但两人的风格迥然不同；“新一代新小说”的情况更是如此。这个理解的前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欣赏布鲁诺杜蒙的电影。
布鲁诺杜蒙影片的风格首先是安静。那种进入人心的安静。不辜负这份安静的，正是每个镜头丰富的“意思”在“新电影”里，不再有“大小”的概念，每个镜头都是重要的，都需要导演寻求出“最适合”的角度、构图、色彩对比及其轻与重的比例。镜头的“意思”不再受制于情节的高潮与宏大，甚至不受制于人物角色的“主次”
风景的生命与主角的生命具有同等价值，艺术家如果不能感到树木的呼吸的重要，那他对作为“角色”的“人物”的关注则成了非人性的误导，而对普众普遍激动的“高潮”、“刺激”的情节的刻意描摹，则更是粗糙的功利使然。
因此，无论是“新小说”还是布鲁诺杜蒙的“新电影”实际上都视“意思”重于“意义”；后者是向外的，以读者的需求生产作品，因此粗疏和遗漏将是必然；而前者则是针对作品内部，要求艺术家秉承“我就是包法利夫人”（福楼拜）的观念悉心研究各各不同的世界万物。
布鲁诺杜蒙镜头的丰厚“意思”从他对演员的选取就能看出。他的演员，无论男女，均不是那种“英俊”、“亮丽”的类型，但也不刻意“求丑”他们似乎很一般，但又总有某种奇怪、有厚度的特质，只要在屏幕上一露脸，观众就过目不忘。因为他们不仅有他们的脸，有他们必须演绎的“情节”更有他们每个人生活中该有的小习惯、该有的走路的姿势、该有的天然呆滞的表情、该有的喘息的动作，而这一切特点，都因为是“该有”而呈现出非常的“自然”、协调、有意思。
同样，布鲁诺杜蒙的镜头都很美，但又不是奇斯洛夫斯基那种流光溢彩的美，导演力所能及地屏除一切可能的人为痕迹，使人、景显示出他们“本来”的样子。“他们就是那样子”“他们正是那样子”一点都没夸张，也根本无须回避。他们，人物、景物，以他们的“存在”本身替代了导演的叙述，替代了他的嗓音。导演没了，作为作品的上帝没了，作品中说话的那个“我”没了，但真正的作品出现了。
2002/7/7